财神是中国民众最普遍的信仰对象之一。但中国各时代各地区，对于财神的认识不完全一致，所奉财神因时因地而异。诚如黄斐然《集说诠真》所言：（俗祀之财神）“聚讼纷如，各从所好，或浑称曰财神，不究伊谁。”财神是一个群体。民间所崇信的财神众多，其中赵公明、关公、范蠡、比干地位最著，被称为四大财神，最终步人道教宫观的财神殿堂。而财神范蠡与道教渊源最深，在民间的影响也很广泛。本文拟考述道教典籍对范蠡的记载及民间对范蠡的崇祀，分析范蠡成为道教财神的原因。
一、道教典籍对范蠡的记载
《列仙传》是我国较早系统叙述神仙事迹的著作，旧题西汉刘向著，收于《道藏》洞真部记传类。此书记载范蠡事迹，传后还附有诗赞：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师太公望。好服桂饮水。为越大夫，佐勾践破吴，后乘轻舟入海，变名姓，适齐，为鸱夷子，更后百余年，见于陶，为陶朱君，财累亿万，号陶朱公，后弃之，兰陵卖药。后人世世识见之。范蠢街桂，心虚志远。 受业师望，载潜载惋。龙见 越乡，功遂身返。展脱千金，与道舒卷。
晋葛洪《神仙传》未为范蠡单独立传，但在老子条中说范蠡为老子的化身。《神仙传》卷一称：“老子者……上三皇时为玄中法师，下三皇时为金阙帝君，伏羲时为郁华子，神农时为九灵老子，祝融时为广寿子，黄帝时为广成子，颛项时为赤精子，帝喾时为禄图子，尧时为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为真行子，殷汤时为锡则子，文王时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鸥夷子，在吴为陶朱公。”东汉应邵《风俗通义》记东方朔的变化无常：“俗言东方朔太白星精，黄帝时为风后，尧时为务成子，周时为老聃，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皮，言其神圣，能兴王霸之业，变化无常。”
《神仙传》记孔安国师从范蠡学道之事：“（孔安国）曰：吾亦少更勤苦，寻求道术，无所不至，遂不能得神丹八石登天之法，唯受地仙之方，适可以不死。而昔事海滨渔父，渔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名，隐以避凶世，哀我有志，授我秘方服饵之法，以得度世……”
宋元之际的道教学者杜道坚在《通玄真经缵义》中说：“文子，晋之公孙，姓辛氏，字计然，文子其号。家唯之葵丘，属宋地，一称宋妍，师老子学，早闻大道，著书十二篇曰《文子》。”“楚平王聘而问道，范蠡从而师事之，勾践位以大夫，佐越平吴，功成不有，退隐封禹之地，登云仙去，吴兴计筹之阴乃其古处。”《通玄真经》及注本三种收于《道藏》洞神部玉诀类。《通玄真经》实即《文子》。在道教典籍中，文子计然被称为通玄真人，为道教最为崇奉的四大真人之一。《史记•货殖列传》有范蠡师计然语，刘宋裴驷《史记集解》引范子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宋晃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北魏李暹为文子作注云：“姓辛氏，葵丘濮人，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这些记述中范蠡乃为通玄真人（文子）之徒。
唐末著名道士杜光庭《述异记》卷上：“洞庭湖中有钧洲，昔范蠡乘舟至此，遇风，止钓于洲上，刻石记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鱼。昔范蠡钓得大鱼烹食之，小者放于陂中。陂中有范蠡石床、石砚、钻锛。”
又杜光庭《洞天福地岳读名山记》（见《道藏》洞真部记传类）所记灵化二十四：“漓沅化，五行土，节小雪，上应尾宿，丙辰、戊辰人属，彭州九陇县西北七十里，老君授范蠡真人白日上升。”漓玩化实即天师道著名的二十四治之一。在今彭州市白鹿乡境内。《唐书•地理志》云：“九陇县有漓沅山，在县北六十里。”李膺《益州记》云：“范蠡学道于丽元山升仙。．”传说山上有栗松、神草，吃了便能升天，范蠡在此山成仙。
元代道士张雨所编《玄品录》（见《道藏》洞神部谱录类）和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见《道藏》洞真部记传类）中，范蠡均名登仙籍。明代王世贞编著的《列仙全传》中还为范蠡配有图像，颇有仙人风貌。
在道经及历代对道经的注释之中，范蠡为道教理论的重要实践者。
《老子想尔注》，注“名成功遂身退，天之道”云：“名与功，身之仇，功名就，身即灭，故道诫之。范蠡乘舟去，道意谦信，不隐身刑剥，是其效也。”《老子想尔注》据传为东汉天师张道陵撰，是研究早期道教的重要史料。
葛洪《抱朴子•内篇•释滞》：“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执笏于宋康，常生降志于执鞭，庄公藏器于小吏，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于朝隐，盖有余力故也。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然后乃成乎？”《抱朴子外篇•安贫》说：“盖闻有伊吕之才者，不久滞于穷贱；怀猗顿之术者，不长处于饥寒。达者贵乎知变，智士验乎不匮。故范生出则灭吴霸越，为命世之佐，人则货殖营生，累万金之赀。夫贫在六极，富在五福。”
《黄帝阴符经》为道教最著名经典之一。传伊尹、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李筌为之作注，是为《黄帝阴符经集注》。其中提到“天有五贼，见之者昌”，注云：
太公曰：其一贼命，其次贼物，其次贼时，其次贼功，其次贼神……贼物以一急天下，用之以利……
荃曰：黄帝得贼命之机，白日上升；殷周得贼神之验，以小灭大；管仲得贼时之信，九合诸侯；范蠡得贼物之急，而霸南越；张良得贼功之恩，而败强楚。
唐《无能子•范蠡说第六》记范蠡与文种事迹：“范蠡佐越王勾践灭吴、杀夫差，与大夫种谋曰：吾闻阴谋人者，其祸必复。夫姑苏之灭、夫差之死，由吾与子阴谋也。况王之为人也，可与共患，不可共乐，且功成名遂身退，天之理也。吾将退，子其偕乎？”
有些道经中范蠡或为修道者默念存思之神，如《云笈七签》卷十六《三洞经教部》之《老子中经》云：“经曰：两肾间名大海，一名弱水。中有神龟，上有九人，三三为位。左有韩众，右有范蠡，中有太城子；左为司徒公，右为司空公，中有太一君；左有青腰玉女，右有白水素水，中有玄光玉女。”
道教著述浩如烟海，以上所述仅为列举而已。道教典籍中之所以屡屡提及范蠡并视若神明尊为神仙，最根本的原因是范蠡本人乃是先秦道家的重要人物。
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中评范蠡等得老子之道：“历代承平之世，儒家之术是以守成；戡乱之时，即须道家，以儒家权谋不足也。凡戡乱之辅佐，如越之范蠡、汉初之张良、陈平、唐肃宗时之李泌，皆得于老子之道。”
近代著名道教学者陈樱宁先生在《论＜四库全书提要＞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中指出：“自古道家，无不知兵者，所谓有文事必有武备也。若专尚清静无为，其何以靖内忧而攘外患乎？……范蠡诸人在兵家皆有著作，虽其书不传，然班氏《艺文志》及刘氏七略，皆载其名。盖道家最善于沉机观变，不轻举，不妄动，老谋深算，施于战阵，常操必胜之权。故兵学遂为道家特长，非此不足以定大业。”
范蠡的天道观涉及天地人及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涉及到与天道有关系的五行，他的政治及商业思想颇有先秦道家的辩证色彩，实为被忽略的道家。侯外庐《中国思想史》指出：范蠡的思想可以参见为阴阳学在南方的发端，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也分析了范蠡的天道思想，均暗示了范蠡思想和道家的某种联系。
陈鼓应先生认为范蠡是“由黄老过渡到战国黄老之学的关键人物”，亦即是“黄老之学的先驱者”。李学勤先生在《范蠡思想与帛书＜黄帝书＞》一文中进一步分析了范蠡与黄老学的密切关系，指出“《越语下》所述范蠡思想显然应该划归黄老一派”。孔令宏先生认为“由老子经文子而到范蠡，是道家思想发展的一个流派”。白奚先生也分析了范蠡人齐与老子学说北传的联系。
从以上引述可见，道经或道教神仙谱录所述之范蠡或系老君之化身，或系文子（通玄真人）之徒，或系吕尚之弟子，或“服桂饮水”，或“兰陵卖药”，是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仙形象。道教典籍所记范蠡的事迹，虽然零乱纷杂，却具有宗教文化意义上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所反映的古代道教徒的信仰是真实的。在后世所称诸财神中，范蠡与道教渊源最深。这里可以做一比较，比干虽是殷商时人，但民间奉若神明是明代《封神演义》等小说流传之后。东晋干宝《搜神记》中最早出现赵公明之名，但此时赵公明尚是索命的瘟神，直到元代成书明代略有增纂的《道藏•搜神记》和《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才开始从鬼帅瘟神转化为驱疫行善的神帅。关帝祟拜也是唐宋以后的事，其声名日隆则是在《三国演义》等小说流传后的明清时期。可以说范蠡是最早被确立神仙神格的财神。
我们无法在道教经典中找到“财神范蠡”的字眼，但道教奉范蠡为财神却是不争的事实。今龙虎山天师府、南岳衡山、南通城隍庙、浙江新昌重阳宫等开放道观中均有供奉财神范蠡的殿堂，道教学者也在著述中引述财神范蠡的事迹。个中原因是什么？合理的解释是道教吸收并融合了民间奉祀财神的习俗。
二、历代对范蠡的崇祀及民间传说对范蠡财神形象的丰富
中国历来有奉祀祖先圣贤的传统，《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对范蠡的尊奉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国语•越语下》记载越王勾践铸范蠡金人之事：“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之，浃日而令大夫朝之，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蠡地。”
这颇有后世的“生祠”的意味。到三国时期，蜀汉习隆、向允等奏请后主刘禅为诸葛亮立庙，特引用勾践铸造范蠡金像之故
事：“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意。”
根据可考文献，最早的奉祀范蠡的祠庙出现在汉末范蠡的故乡南阳。郦道元《水经注》清水条注：“郭仲产言宛南三十里有一城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城侧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宅也。后汉末有范曾字子闵为大将军司马，讨黄中贼至此祠，为蠡立碑，文勒可寻。夏侯湛之为南阳，又为立庙焉。”南朝宋盛弘《荆州记》亦记此处之范蠡祠。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范蠡祠，祠即蠡之故宅也。蠡死之后，三户人迄祀之，今祠甚严”。可见自汉末至唐宋，范庙犹存。南阳城南三十里屯至今犹有范蠡庙遗址可寻。明成化《河南总志》、清康熙《南阳县志》和光绪《南阳县志》或称之范大夫庙，或称之范蠡庙，均有详细记载，或有图示。
在吴越之地，对范蠡的奉祀更为广泛。宋范成大《吴郡志•祠庙下》记：“三高祠在吴江县垂虹桥南，即王氏臞庵之雪滩也。昔堂在垂虹南圮，极偏仄，乾道三年，县令赵伯虚徙之雪滩。三高者，范m、张翰、陆龟蒙也。此祠人境俱胜，名闻天下。”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吴江知县林肇（宜兴人）建鲈乡亭，绘越范蠡、晋张翰、唐陆龟蒙在亭内，尊称“三高”；宋元佑五年（1090）知县王辟建三高祠，绘像于壁，其后又为三高塑像祭祀。宋范成大《三高祠记》云：“三高者，越上将军范氏，是为鸱夷子皮；晋大司马东曹椽姓张氏，是为江东步兵；唐赠右补阙姓陆氏，是为甫里先生。”绍兴为越之国都，范蠡从政之地。据雍正《浙江通志•祠祀》记，绍兴府城内明清时期有陶朱公庙等纪念祠庙，嘉兴府则有明建范少伯祠遗存。诸暨历史上曾建有范相庙和兴越二大夫（范蠡、文种）祠，据宋《嘉泰会稽志》载，在诸暨陶朱山上有“范蠡祠，相传为越大夫范蠡故宅也。山上有鸱夷井。又有范文正公（范仲淹）题词石刻”。
在山东定陶、肥城亦有纪念范蠡的祠庙，明万历元年《兖州府志•群祀志》曹州条载：“范蠡庙，在州西南济阳故城内。宋吕本中诗：悠悠千载五湖心，古庙无人锁绿阴；为问功成肥遁后，不知何术累千金。又滕县陶山下亦有范蠡祠。”该志定陶县条载：“范蠡庙，在邑境内。”万历十三年《滕县志》载：“陶朱公庙，在陶山后薛河上。”
传说范蠡行迹所至之地很多，如洞庭湖赤山岛、宁波陶公山、宜兴等地多有祀范蠡的祠庙遗迹可寻。
民间对范蠡的崇祀，自唐宋而后影响渐为广大。这与统治者的倡导不无关系。
据《新唐书•礼乐志五》载，唐代设武成庙之祀：“诏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六十四人图形焉。”越相国范蠡被列为配享之神位。宋代更尊奉范蠡为“遂武侯”。《宋史•吉礼八》：“宣和五年，礼部言：武成王庙从祀……越相范蠡遂武侯，燕将乐毅平虏侯，蜀丞相诸葛亮顺兴侯……于是释奠日，以张良配享殿上，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勋并西向；田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并东向。”“绍兴元年，命祠禹于越州，及祠越王勾践，以范蠡配。”民间的崇祀不绝加上统治者的倡导，唐宋而后对范蠡的祭祀愈来愈热。民间对范蠡的奉祀，扩大了范蠡的影响，使其巨商富贾形象深人人心。这为明清时期范蠡财神神格的确立奠定了民间信仰基础。
民间财神之说约略出现在宋代，宋代有财马、财门的称呼。宋代送穷祈财仪式中有“相共送陶朱”的说法，似乎此时“陶朱公”已隐隐约约参与到民间的祈财活动中了。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日益发展，江南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近代意义上的市民阶层出现，新的生活方式与古老的的传统信仰出现裂痕，财神应时而出。财神的出现不止表达了民间俗世对财富的欲望，更为新的追求财富的各种方式提供一种精神上的保护。陶朱公范蠡应该在此时成为民间财神。在范蠡被奉祀为财神的过程中，明清以来的民间传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范蠡自号“陶朱公”，宜兴等地则奉之为陶业鼻祖、造缸先师。旧时，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宜兴的陶业工人有集合纪念陶朱公的礼俗。景德镇等地则奉之为窑神。在豫北农村，据说陶工是从山东定陶过来的。旧时这一带人都敬范蠡为祖师爷，陶工坊里有他的塑像，每年三月半和十月半陶工们要祭祀他，大家还要聚餐，叫散福。
清代绍兴的商会也奉范蠡为商祖，每年挂像祭祀。旧时绍兴民间农历五月十一日，举行庙会，祭祀范蠡大夫。
在豫东，人们传说，范蠡死后尸体化为蝙蝠，蝙蝠飞到哪儿，哪儿就会富，这些地方把蝙蝠当财神。还传说蝙蝠是卖盐人的财神等。豫东人还传说范蠡的妻子是天帝身边的玉女，神通广大，帮助他得到不尽的钱财。
在山东，人们传说范蠡每到一地都会教人如何做生意，给他们拿出本钱，并告诉人们“钱能生一，一能生十，十能生百，无穷无尽”的道理，这就是生意的来历。山东一带还流传陶朱公造称的传说，定陶陶朱公的传说已被公布为山东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潮汕人传说的财神是范蠡，商户商家在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素有拜财神的俗例。他们称老板为头家，也有人认为是陶家，与陶朱公有关。
民间还有陶朱公烧制聚宝盆的传说。传说陶朱公退出商界后，感悟人间正道，晚年大彻大悟，倾其一生之力，将全部的心血与感悟，凝烧于一方至宝之中，取名“聚宝盆”。聚宝盆烧制成功的次日，陶朱公最后一次散尽家财，怀其重宝而升仙，从那以后天下就有了财神。关于陶朱公的聚宝盆，民间有《陶朱公之宝》的奇诗传世。民间还有童谣：“琉璃窗、朱漆门，堂上供着大财神；大财神，出凡尘，三聚三散越王臣；越王臣，富贵身，手里捧个聚宝盆；聚宝盆，天下闻，财源滚滚满乾坤……”
从现存年画实物来看，陶朱公的财神形象的确立也是在明清之际。日本王舍城美术宝物馆收藏有《陶朱致富图》，《中国美术全集》收录有《陶朱公种竹养鱼致富全图》、这些年画实物据考均是清初苏州桃花坞的作品。清代天津杨柳青年画中也有了文财神陶朱公形象。现在遗存下来许多不同材质的明清时期的文财神形象，据考，一部分就是文财神陶朱公。
可以说民间传说丰富了财神陶朱公的形象，民间对财神的崇信也使陶朱公的财神形象深人人心，所以许多致富术托于陶朱公名下。明清时期江南一带广泛印制了《陶朱公致富全书》，甚至会计记账簿也以“陶朱录”命名。《陶朱公经商术》、《陶朱公经商十八忌》、《陶朱公商训》等虽是商家的经验之谈，也托名陶朱公，于此可见明清以来范蠡作为财神在民间商人心目中的智慧形象。
那么，道教又是何时确立陶朱公范蠡的财神神格呢？
晋葛洪《抱朴子》多次提到陶朱公范蠡，有“陶朱之术”、“陶朱之资”的说法。后世也有不少效陶朱之术而致富的例子。但这里的陶朱之术并非道教祈财之法术。早期天师道有祈财之法术及符篆。如《正一法文经章官品》有《主贾市》一节，其中提到主“诸市”“金银”的“天市君”、“无上万福君”、“朱庐君”等，但似乎两者并无直接的联系。正如上述，由于中国古代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财神直到宋代才浮出水面，明清以来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财神信仰日益深人广泛，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也正在这一时期融合吸收了民间的财神信仰，使范蠡等民间财神步人道教的殿堂。
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道教之所以奉范蠡为财神的原因。第一，道教所奉之神往往与此人生前的人格功德有密切的联系。范蠡居官则至卿相，居家则至千金，出神人化的经营手法，深刻而明晰可行的经商理论，是他成为道教司财之神的重要原因。在诸多财神中范蠡与财富联系最多。第二，范蠡与道家有密切的联系，与道教渊源最深，是道教之神仙。第三，范蠡“富好行其德”的品质满足了宗教的“报偿性”的诉求。道教在选择财神时格外注意财神的道德承担，范蠡富行其德，也是因德致富。范蠡经商有术，但并非一般意义的得财守财。范蠡以财富为生存手段，但不以财富为生存目的，所谓“范蠡式”的经营智慧，并非指买卖过程中的投机取巧之类的雕虫小技，而是指的一种对财富本质的彻悟式理解。在范蠡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财富观念。这种出世的财富价值观最与道教的财富价值观相合，与拜金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范蠡“三聚三散”其财，在取舍之间游刃有余，执与不执随心所欲，表现出人世又超脱于世俗的气度与智慧，也许正是由于范蠡致富的天才与他对财富的大彻大悟的理解，才使他成为中国传统信仰中最富财神气质的财神。
综上所述，范蠡是春秋末期著名的道家人物，故而较早地被道教奉为神仙。在民间，对陶朱公范蠡的崇祀一直延续着。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经商有术的陶朱公逐渐成为行业神并被民间奉祀为财神，诸多民间传说丰富了陶朱公范蠡的财神形象。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融合吸收了民间的财神信仰，进而从宗教意义上明确了范蠡的财神神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