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品经济在我国的迅速发展，以及社会上的拜金主义之风日盛，诚信、公正和反哺社会（慈善）等道德原则日益受到挑战。由于缺乏诚信而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强烈地企盼诚信的回归。在线财神信仰的发展，以及财神宗教伦理功能的发挥，将有助于遏制不正之风的蔓延，有助于提高社会上包括诚信、公正和反哺社会（慈善）在内的道德意识。

　　首先，在线财神信仰有别于民间财神信仰。民间财神信仰很少涉及道德问题，它只强调结果，那就是聚财成功，而不问采取何种方法或手段，不问是否仁义。民间财神信仰只能导致“拜物教”和金钱崇拜的盛行。在线财神信奉的财富则具有强烈的宗教道德属性，其在行使聚财的神职过程中坚持正德聚财、理财正辞。道教认为：虽然人间的财富是无穷的，但并非人人可得，必须是有道之士、行善之家方可如愿。所以，道教宫观内的财神是不会护佑赌徒、盗贼等不法分子的“财运”的。不仅如此，为了震慑不法分子，道教还使用了大量规劝语和凶神恶煞助阵，如武财神就大多墨面虬须、怒目圆睁、顶盔披甲、威猛无比。因此，“在者庙祀，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道教的财神能赏善罚恶，正如一幅对联所云：“有德斯福招财纳珍自来驻；不义岂昌财官利市求也无。”正所谓：“但有至公至正之事可以对神言祷之，无不如意。若以非枉不正之事祷之，神必加谴。敬之勿切！”

　　其次，在线财神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财富理念，坚持道教的教理、教义，高度重视诚信问题，极力倡导诚信原则并将其贯彻到教戒中。《道德经》曰：“诚全而归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言善信”；“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在张道陵天师向奉道者所谕的教戒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诚信不欺诈”。《太平经》云：“天下之事，孝忠诚信为大。”葛洪在其《抱朴子内篇》一书中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道教更将诚信的理想寄托于财神信仰之中，使信徒在敬神过程中领受道德熏陶。关公的忠义精神历来为世人所称道，成为财神的关公更成为人们实践诚信的榜样和见证人。清代顾禄的《清嘉录》谈到：苏州的外地客商都建有自己的会馆，这些会馆照例均设有关帝祠，或者本来就与关帝祠合为一体，关帝像前也就成为“主客公议条规之所”。这些客商之所以会选择在关帝像前公议条规，是因为：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下，面对流动的合作伙伴，他们希望借助神明的监督来维持某种契约关系。显然，关公的忠义品格就成了商业行为中的潜规则。可见，财神信仰对商业的诚信交往历来就有积极作用。由此推而远之，作为讲究诚信的道教神——财神信仰的发展对于呼唤诚信的回归有着积极的作用。

　　再次，在线财神追求的财富圆满立足于“存心为善，财富自来”。社会上一些欺行霸市、官商勾结、垄断经营以及强买强卖、坑蒙拐骗等现象也因为我国的法制还不够健全而沉渣泛起，财神信仰对此有一定道德上的警示和监督的作用。财神信仰追求公正的生财环境，主张通过“旱则资舟，水则资舟”的合理投资理念赚取财富。范蠡历来就是商人合理经营的楷模，比干是公正无私的见证人，而赵公明则更是秉公办事的楷模，向来是“但有至公至正之事可以对神言祷之，无不如意。若以非枉不正之事祷之，神必加谴。敬之勿切！”

　　最后，在线财神信仰致力于传播“君子爱财，用之有道”的财富文化，倡导慈善事业。宗教历来是我国慈善事业的主要参与者之一。道教强调行善积德，推崇齐同慈爱的上善境界。道教还认为：善人是修仙的基础和起点，登仙是善人最美好的前景和归宿。范蠡，不仅作为生财有道的榜样而为人们所称颂，而且他的人格魅力更为天下所称赞：在实现了自身价值以后把金银财宝悉数散去。他不是由于拥有了大量的财富而成为富商，而是因为拥有了正确的财富观而成为富翁。他既善于聚财又勇于散财，这与当今社会一些成功企业家的财富观迥然不同。我们身边的一些企业家只顾积累个人财富，从不考虑反哺社会；即使是偶尔搞一些慈善活动，也是为了扩大自身影响的需要。故尽管我国的总体消费水平已经不低，但慈善公益事业却少得可怜。应该说，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与中国人的财富价值观分不开的。在财富价值观方面，范蠡的齐同慈爱、俭朴持家、扶贫帮困的道家上善思想，与当今许多企业家们“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贪心不足，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此，奉范蠡为财神并加以崇拜，必然会使信徒以范蠡的事迹为榜样，学习他与民同富、散财于民的思想，从而带动更多的先富者加入到国家的慈善事业中来，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

　　凝聚在财神信仰中的道德内涵以及借助财神而展开的劝善活动是道教道德及其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信仰者可以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因此，积极发挥财神信仰的社会教化作用和道德推广功能，无疑是道教服务现代社会的一项大功德，也是提高宫观文化品位的有效途径。